中国引领下一轮全球化?
摘要
世界正呈现出两张面孔,一张是全球化,一张是反全球化,它们交织在一起,不动声色地影响着其中的每个国家与每一个人。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风云几度洗
“变平的世界”正被人为地树起藩篱,挖掘鸿沟。
2005年《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洛阳纸贵,风头无两
从国家层面看,当川普振臂高呼,“自由贸易、全球化正在杀死我们……正在吸我们的血”时,民众应者群集。英国飞出“脱欧”黑天鹅,用“票决”的方式踏上反全球化之路,欧盟的离心倾向使其失去了“以区域化促进全球化”的样板地位。
从多边层面看,历时十余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未实现突破性进展,达成大规模全球协定困难重重。
从数据上看,作为全球化两大重要引擎——贸易和投资增长双双减速:
2012年以来,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长基本维持在3%左右,不及前30年增长率的一半,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再下调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至1.7%,并警告称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比预期的更慢。
此外,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增加,2010-2016年,G20成员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总量增长了3.2倍,其中,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成员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月均出台近21项新措施,数量为2009年WTO开始监测贸易措施以来之最。
此上种种,皆反映出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在急速上升。
然而,相比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之势,中国则坚定不移地高举全球化大旗,呼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到2015年亚投行建立,再到马云倡导eWTP,中国正在试图勾勒新一轮全球化图景。
西方愤然转身
东方莞尔前行
可以说,西方国家的“转身”与中国的前行正是当今世界“变革”潮流中的两股巨浪。
如果追溯源头,其实皆由全球化而兴,也皆因全球化而起,全球化造就了两个极端。只不过,当我们接受并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假设,也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满足感,全球化内化为潜意识,就难以体会全球化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利益销蚀,也难以理解同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诉求。
莞尔一笑,只因拈花得道
中国拈“40年急速生长”之花,得“全球化"之道,自然希望持续拥抱之,故无所畏惧,莞尔一笑,继续前行,毕竟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
“化”上三笔,是以成“花”
工业化带动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在打通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使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进而从一个封闭、贫穷的短缺经济体站立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愤然离去,缘起作茧自缚
东方莞尔洒脱,反衬西方愤然躁动。两百年来,西方挟全球化之势以令全球,布氏(美国政治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福山氏(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纷纷为其提笔疾书,以为“历史已然终结”(福山氏早年著《历史的终结》)。殊不知峰回路转,如马氏(新加坡政治学家,马凯硕)所言“近200多年西方主导史于人类历史仅是偶然,且即将不再是主流”,并作茧自缚,至今难逃困顿。
对产业偏态型国家以及最强的美国而言,均因全球化而蒙受“损失”。基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而全球化就实现了各种资源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实现全球范围内分工,以最小的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
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全球化也意味着产业遵循雁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转移,各国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比拼竞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即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带来西方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极值化”:高收入者收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续降低,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
具体而言,资源偏态型国家与美国最终的发展如下图:
过去的30年间,占人口比重90%的美国底层家庭获得的财富比例下降了13个百分点,相反,占人口比重仅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却在不断攀升,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美国社会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占人口90%的家庭的财富总量。
贫富差距成为美国经济的难题,同时也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力量,或可称之为全球化“负面溢出效应”。
在美国,“全球化使得向政客捐款的金融精英暴富,但留给大批美国工人的却只有贫困和烦恼”,进而,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民粹主义思想激荡,顺应这种倾向的政党自然得到支持和拥护,去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也就从民间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呈现出国家孤立主义倾向——当全世界全球化的利益损失者们联合起来,反全球化浪潮就席卷了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形成当下的去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
宿命性纠缠
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是否能如末日博士鲁比尼所言,全球化的赢家给予输家补偿来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4个本源性问题存在,当下阶段的全球化决定这不太现实:
流动之本
信息的全球流动,让世界越来越透明,豪富与赤贫之间不过隔着一层玻璃墙而已。虽然知道富人的生活,但是却无法感受,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被放大,从某种意义而言,反全球化其实内含着对公平的诉求。
差异之本
全球化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而竞争必须建立在差异上。比如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税收的差异、资源的差异……为了在全球化里面获得更大的优势,各个国家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强调这种差异。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大同世界,一个同步发展,一个共同富裕的世界。
逐利之本
以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体系,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资本失去了逐利的空间,这种全球化就会不可遏制地体现出脆弱和狭隘的一面,它是有限全球化,逐利的全球化,是一场很容易导向有人受益有人受伤的全球化。
诉求必异之本
每个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对全球化的诉求不同。中国的发展阶段(市场化改革还有空间)及其资源禀赋(国家综合素质等)决定其是当今全球化中最活跃的国家,而美国则时过境迁,虽然也曾主导过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以经济全球化裹挟着文化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席卷各地。既然公平暂时难以达到,那么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去全球化的时间几乎将超过WTO“你侬我侬”的蜜月期。
这一轮,中国?
尽管如何平衡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自由流动与社会经济稳定凸显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但全球化的版本也在不断升级,不仅是以国家为推动主体,以跨国公司为推动主体,还有基于互联网的个体为推动主体,实现信息全球化、环保全球化,以多维度的方式实现版本升级。
何况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的各个方面,世界相互依存,人类通过各种交往活动加深彼此的了解与共识。因此,全球化的速度虽然慢下来,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只是自我修复、自我调整。在互联网、资本、环保等去国家化的力量主导下,21世纪下半叶将开启人类前所未有的去国家化浪潮,但仅仅是萌芽,真正成气候将在下个世纪,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早就预言,国家终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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